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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49年10月6日,胡宗南的侍勤队长唐西园向他报告:此前被解放军俘虏的整24旅旅长张新和76军24师参谋主任孟丙南,从两军封锁线上回来了。前线检查人员已经将他们扣押,并从孟丙南身上搜出一封胡公冕写给胡宗南的信和一些中共的刊物。

  当时的战场态势对国军极为不利。解放军早已取得三大战役以及渡江战役的胜利,北平、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大城市陆续被解放。

  傅作义、程潜、陈明仁相继率部起义,四野正在湖南发动衡宝战役。二野正准备进军大西南,一野已经解放兰州随时可以南下进攻四川。

  胡宗南集团从西安败退汉中,妄图利用秦岭和大巴山防线阻挡解放军南下。该集团虽然在西北战场经历了多次惨败,但仍有3个兵团,将近30万兵力。且川北地区地形险要,如果殊死抵抗,会给解放军带来很大的麻烦。

  因此中央决定利用程潜和陈明仁起义所造成的影响,对胡宗南进行策反,以免让川中百姓遭受战火灾难。此事由周恩来亲自负责。

  当然,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,胡宗南并未起义。但在策反过程中,他的态度非常犹豫,曾一度派人准备与解放军接洽。后来是什么原因让他变卦呢?

  胡宗南是老蒋最信任的学生,其巅峰时期统领50余万大军,号称“西北王”。虽然当时国军已经丢失了大部分领土,但要策反胡宗南这样的人仍非常困难。

  周恩来找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——胡公冕。胡公冕的遗孀在回忆文章中记叙,其实在此之前胡公冕已经多次与胡宗南联络,并将过程和细节写成报告,由叶剑英转交给毛主席。毛主席对此也非常重视。

  胡公冕是浙江永嘉人,在家乡当教员时认识了胡宗南、章旭初,三人志趣相投,结为异姓兄弟。后来胡公冕投身革命,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创立工作。正是在他介绍下,胡宗南才南下报考黄埔军校。

  胡宗南年纪偏大,虽然虚报年龄报考,但最后只被录为备考生,又是胡公冕为其疏通关系,他才被正式录取。胡宗南军事生涯初期,是胡公冕一路保驾护航,让其从排长升至团长。胡公冕对胡宗南有知遇之恩。

  孟丙南是浙江余杭人,算是胡宗南的晚辈。抗战期间,他在孝丰认识了胡宗南的弟弟胡琴宾和胡宗南的结拜兄弟章旭初。后章旭初推荐他到胡宗南部工作,受到胡的特殊照顾。孟丙南还娶了章旭初的女儿,同时也是胡宗南的义女,婚礼的证婚人正是胡宗南。

  张新是浙江浦江人,黄埔三期毕业。他与胡宗南是校友,又是同乡,加上作战勇猛、治军严厉,很受胡宗南器重。

  两人经解放军教育和胡公冕动员,都表示愿意接受任务,他们分头出发。孟丙南经解放军护送抵达前线对峙地区,随后徒步进入胡宗南防区,找到了之前的老同事,并见到了第一军军长陈鞠旅,还给他看了胡公冕写的信。

  陈鞠旅非常客气,准备把孟丙南送去汉中。由于途中车辆抛锚,孟丙南意外遇到了化装成平民进入胡宗南防区的张新,他也带着胡公冕写的信和一些中共西北分局的文件,这些文件被张新藏在鞋底。

  车修好后,孟丙南和张新同行,走了不到二里地被胡宗南的侍勤队长唐西园派人拦住,并把他们送去关押。

  侍勤队其实就是胡宗南的警卫队,同时也是特务机关。胡宗南与戴笠关系非常亲密,抗战时期军统帮胡宗南培养了很多特务人员,并帮其建立了一套与军统相同的特务系统。就连唐西园也是戴笠派给胡宗南的。

  显然,唐西园是请示过胡宗南后才将猛丙南、张新二人关押。胡宗南此举只不过是在掩人耳目,部队中人多嘴杂,两个带着中共信件的被俘人员返回来,若直接跑去见胡宗南,难免引起注意。

  孟丙南开门见山介绍了自己在解放军一年以来的各种见闻,比如解放军纪律严明、解放区物价稳定、军民团结。让他印象最深的是解放军公布的战报都是事实,反观国军的战报却总是吹牛夸大事实。

  胡宗南反驳说:“孝丰给我来信,解放军所到之处,田地房屋被没收,粮食浮财被分光。自己的老家难道你也不在乎吗?”

  这次孟丙南改变策略,直接说战场态势:“胡伯伯,你曾经雄霸西北,三年内战打下来,不仅你,东北、华北、华中哪一个战场国军不是节节败退?”

  孟丙南看胡宗南没有说话,接着说:“现在摆在国军高级将领面前的只有两条路。一是像傅作义、程潜、陈明仁、陶峙岳等将军一样走和平起义道路,改编部队。另一条是像杜聿明、陈长捷等人一样战败被俘成为阶下囚,甚至像黄百韬、邱清泉那样更是犯不着。”

  最后这句话仿佛刺痛了胡宗南,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,来回踱步: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我的一切,均以校长的意旨为准。”

  孟丙南再次分析了局势,他知道胡宗南自尊心很强,拉不下脸面,便动情地说:“我冒死前来,你纵然不为自己考虑,也要为手下几十万官兵和眷属们的生死考虑啊!”

  胡宗南还是久久没有回应,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孟丙南想起了他手下的唐西园:“你那个手下唐西园,现在还在乱抓人、滥用刑法,若再不制止,今后人民是要算账的。”

  胡宗南与孟丙南并没有谈什么重要话题,大概是孟丙南年纪轻资历浅,胡宗南对其不太信任。其实在召见孟丙南期间,他也三次召见了老下属张新。只不过两人是分开进行,相互套话,也反映出胡宗南狡猾的一面。

  第一次见面,张新便从鞋底里拿出胡公冕的信和一些文件交给胡宗南。胡宗南让张新谈谈解放军的战略战术,两人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没有结论。

  第二次见面,胡宗南的态度好了很多,开始关心张新的吃住。而张新也反过来问:“胡先生决心下了没有。”

  张新解释:“解放军的政策是既往不咎,来去自由。”同时他又谈了一些在解放区的见闻,以及自己对解放军政策的体会。两人又谈了两个多小时,依然没有结果。

  彭德怀是一野的指挥员,也是胡宗南的直接对手。胡宗南当然不是真的关心彭德怀的身体,而是想试探一下张新是否见过彭德怀,由此可以推断他在解放军方面的重要性,进而可以探知彭德怀对自己的态度。

  彭德怀可谓是胡宗南的克星。红军时期,胡宗南一路尾随红军至甘陕地区,双方多次交手。到达陕北后,彭德怀指挥部队取得山城堡战役胜利,重创胡宗南第78师。这是红军长征最后一战,20天后便爆发了西安事变。

  解放战争期间,胡宗南出动20多万兵力攻打陕北,当时西北野战军只有2.6万余人,双方实力悬殊。西北野战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,主动放弃延安。胡宗南占领了一座空城,分散了自身兵力。此时彭德怀发动反攻,先后取得青化砭、羊马河、蟠龙镇三大战役的胜利,稳住了西北的局势。

  以后彭德怀又在西北地区多次大败胡宗南部,使其不得不放弃经营多年的老巢西安,继而又放弃宝鸡退至汉中。

 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,胡宗南集团可以说是国军当中实力最强的队伍,不仅人数多,装备精良,而且抗战期间未经受过太大损失。这支部队也是老蒋最后的家底,老蒋一直舍不得用。然而,胡宗南却在西北屡吃败仗,让人大跌眼镜。

  胡宗南大概在想,自己过去与解放军有血汗深仇,假设老对手彭德怀能对过去释怀,那自己起义后便不会被为难。

  赵寿山出身西北军,曾在杨虎城部任职,抗战期间曾担任第38军军长,在中条山与日军周旋两年多。他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深恶痛绝,曾秘密加入中共。

  不过情况似乎被察觉,老蒋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,先派他去学习,再调到胡宗南手下担任第三集团军司令。通过明升暗降的办法,将他手下38军吞并。抗战末期,赵寿山在河南洛宁县起义。

  赵寿山曾与胡宗南共事,算是他了解的人。他打听赵寿山情况的用意,其实是想了解国民党将领起义后是否会被善待。毕竟赵寿山的身份远不如傅作义、程潜等人显赫,如果解放军对一个普通军官也遵守承诺以礼相待,那胡宗南的待遇自然也不会太差。

  文天祥是南宋政治家,也是历史上忠臣的代表人物。他是南宋的主战派,与元军鏖战多年,后被元军俘虏,但仍誓死不屈。

  很显然,胡宗南是想自比文天祥。这一方面是想表明自己要坚决抵抗,自抬身价。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是老蒋的心腹,是国军中的顽固派,想试探解放军方面是否有气量接纳他这样一个顽固派。

  张新听出了弦外之音,当即进行了驳斥:“文天祥不向异族屈服,当然是好的,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。但你我做的,都是对不起人民的事,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。”

  张新没有回答。大概是英雄末路,胡宗南说到这里有些激动, 竟躺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。之后张新被带走,胡宗南再也没见过他。

  从胡宗南与张新的对话中以及他掩面而泣的举动可以看出来,他当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,对起义显得非常犹豫。

  最终胡宗南还是动了起义的念头。胡宗南的高级参谋朱亚英之子朱汉生写过一篇文章,讲述了胡宗南安排父亲朱亚英与解放军联系的情况。

  朱亚英出身西北军,曾赴德国普鲁士高级警官学校留学,全国只有3人从该校毕业,另外两人分别是蒋百里、蒋纬国。朱亚英回国后曾在杨虎城部任职,后在中央陆军大学特三期学习时被胡宗南看中。

  胡宗南对朱亚英非常器重,抗战时期西安仅有两辆小轿车,胡宗南安排一辆给市长,另外一辆便给了朱亚英。当然胡宗南拉拢朱亚英只是为了网络人才备用,朱既不是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,所以一直没有带兵的机会,只充当胡宗南的高级幕僚。

  当时朱亚英早已经看透了局势,与解放军取得联系,准备起义。胡宗南见了张新之后立即召见朱亚英商量对策,朱亚英一开始以为自己起义行动暴露,怀着忐忑的心情去见胡宗南。

  不料胡宗南见了朱亚英后开门见山地说:“现在解放军大军压境,形势对我极为不利。你有何想法,不必顾虑,可直抒胸臆。”胡宗南还介绍了张新等人来联络的情况。

  而且现在台湾由陈诚主事,你过去与他是死对头,如果将来战败,带着残兵败将去台湾,处境也会很困难。不如现在起义投诚,以手上3个兵团和汉中、西南大片土地,将来依然前途光明。

  胡宗南犹豫了很久,最后下决心让朱亚英去联系解放军。因为抗战期间,他曾多次代表胡宗南去过延安,与毛主席等高层领导人有接触。

 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,胡宗南便接到老蒋的密电,要他立即去台湾,有要事相商。胡宗南立即找到朱亚英,叮嘱他等回来后再议。两天后,胡宗南回来立即变卦,将张新等人逮捕,也不再提与解放军联系的事。朱亚英看情况不对,找借口离开了部队。

  胡宗南频繁与张新等人接触,可能被老蒋察觉。老蒋将其召去台湾谈话,进行思想教育,最终还是让他坚定了顽抗的决心。

  另一个现实情况是,当时美国一个议员密访汉中,大肆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,届时美国将给国军大量武器援助,要胡宗南务必守住西南大后方。

  在局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,胡宗南动过起义的念头,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但胡宗南也受过老蒋许多恩惠,双方关系深厚,受传统的“士为知己者死”道德理念影响,使他很难做出背叛老蒋的决定。

  最终在解放军一野、二野的夹击之下,胡宗南的第7兵团在德阳宣布起义,第18兵团在成都起义,第5兵团在冲向雅安时遭解放军夹击被迫投诚。

  重庆、成都相继解放后,老蒋仍要胡宗南在西昌坚守3个月,胡宗南在这里只收容了万余人的残部。曾经手握50余万大军的胡宗南,此时已沦落为流寇。

  胡宗南的好友郭寄峤苦劝老蒋:“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,既违背了战争利益,也违反了指挥道德。”老蒋才默许胡宗南乘机去台湾。

  胡宗南到台湾后果然遭到了舆论的非议,46名监察员联名弹劾胡宗南,将丢失大陆的责任推到他身上。

  客观而言,国民党的失败并不是一两个将领或者一两场败仗的问题,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。但胡宗南手握国民党最大的家当,从西北一路败退到西南,没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,无疑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。

 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,胡宗南似乎心里也明白,失败总要找个人来背锅,他没有进行任何解释。炒作数个月之后,老蒋才批示不予追究,此事才算结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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