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，本着祖国统一、民族平等团结的一贯主张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《十七条协议》。从此高原上的藏民们摆脱了农奴制的枷锁，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牧场，喜悦绽放在饱经风霜的的脸上。

　　1954年9月，达赖和班禅应邀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。在这次会议上，年仅19岁的达赖被推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16岁的班禅则被选举为全国政协副主席。两人也成为我国最年轻的领导人。

　　会议闭幕后，中央安排达赖、班禅分赴全国各地视察。结束视察后，毛泽东又在自己的寓所丰泽园，分别会见了达赖和班禅，并勉励他们说：“我们大家应当努力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们各民族间的团结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、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，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。”

　　1955年3月，达赖、班禅向毛泽东辞行，准备返回西藏。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两人返回西藏的准备情况，并指示一定要保证两人路上的安全。之后，中央又在中南海举行了盛大宴会，为两人饯行。达赖深为激动，写了一首《毛泽东颂》的诗：“啊!毛主席!您的光辉和业绩像创世主大梵天，只有从无数善行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位领袖，像阳光普照大地……”

　　客观地说，达赖和班禅这次北京之行，党中央、毛主席把所能给予的温暖和关怀，都慷慨无私地给予了他们。中央还委任达赖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，班禅为第一副主任，一个统一团结的西藏，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西藏，正在雪域高原含苞待放。

　　就在这个时候，一股暗流也在雪域高原上涌动。牧民的解放，令西藏的一些上层贵族大失所望，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，西藏坚持农奴制反动立场的上层反动集团，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十七条协议的实行，阴谋实现“西藏独立”。

　　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，在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，西藏就有以泽旺绕登和洛桑扎西为代表的少数上层分裂主义分子，一直在做着西藏独立的美梦。他们成立了非法的“人民会议”，在拉萨发起请愿活动，甚至还围攻中央代表驻地。中央为顾全大局，只让达赖喇嘛解散了“人民会议”这个分裂主义组织，撤销了分裂主义头目泽旺绕登和洛桑扎西在西藏噶厦中的职务，希望他们迷途知返。

　　1955年6月，当达赖和班禅从北京回到拉萨后，泽旺绕登等人给达赖呈送了“汇报与请愿书”，反对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，要求恢复“人民会议”的地位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中央驻藏代表责成噶厦宣布“西藏人民会议”为非法组织，逮捕了泽旺绕登等一批分裂主义首要分子，给其嚣张气焰以沉重打击。

　　1957年5月，西藏分裂分子又在拉萨成立了以原“人民会议”分子为骨干的反动组织——“四水六岗”，并以给达赖献“金宝座”的名义，大规模地开展捐献活动。随后这个组织的头目从拉萨来到山南地区的哲古宗，并在此建立叛乱据点，成立了反动的“卫教军”。

　　“卫教军”成立的同时，美国也通过空投等形式，向该组织提供粮食和武器弹药。在美国的支持下，分裂分子公开提出了“保卫宗教”、“西藏独立”、“反对改革、反对共产党”的口号，并袭击地方政权机关和军队运输车辆, 抢劫、强奸妇女, 胁迫藏民献出财物，甚至被逼迫参加他们的反动组织, 不情愿者就当即杀死。

　　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，早就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。1959年1月，毛泽东指出：“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，总要来一次总决战，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”中央军委则按毛泽东的指示，根据作战涉及民族问题这一特点，确定了一旦发生叛乱，“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”的作战方针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也在一直努力做上层人士的工作。他们不断找噶厦上层人物谈话，要求他们转变立场。张国华司令员在统战工作座谈会上警告他们：若一定要叛乱，中央就一定会用武装平息叛乱。“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不听我劝，你们要搞叛乱的话，我们不怕!”

　　1959年2月7日，是藏族传统的“破九”节。每年这一天，达赖都会在布达拉宫举行“破九跳神大会”。中央驻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人，应邀前往出席。达赖在会见两人时提出了一个要求：“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，演出的节目很好，我想看一次，请安排一下。”

　　达赖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，郭锡兰当即答应说：“这事好办，只要你确定时间，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进行专场演出。”

　　达赖笑着说：“去罗布林卡不方便，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，就在军区礼堂演出，我去看。日子就定在3 月10日，地点就定在军区礼堂。”

　　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十分重视达赖的这次观看演出，认为是团结达赖的一次重要机会。从达赖那里回来后，西藏工委和军区立即开会研究了一个接待计划，同时通知文工团认真排练节目，一定要让达赖看得满意。

　　得知达赖要去军区文工团看演出，分裂分子认为这是煽动武装叛乱的一个难得机会，于是在3月9日夜间和3月10日清晨，派了大量党羽到藏民中煽动说，汉人准备在宴会上毒死达赖，逼迫每家都要派人去罗布林卡请愿，要求达赖不要去看演出。

　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很多忠厚虔诚的藏民都相信了叛乱分子散步的谣言，纷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向罗布林卡奔去。看到此番景象，分裂独立分子更起劲了，叫喊道：“大家都到罗布林卡去保护达赖喇嘛啊！汉人要把他劫走了！”

　　就在这时，自治区筹委会委员、爱国人士帕巴拉·索朗降措也听到了这个谣言，便来到罗布林卡，想告诉藏民们，所谓“劫持达赖”是个谣言。不料刚走到罗布林卡门口，一个分裂分子发现了他，便高叫：“共产党的特务来了!”于是，石块雨点般砸来，闹事的暴徒举着刀也猛地砍来，帕巴拉·索朗降措被当场打死。分裂主义者还把他的尸体系在马尾巴上，高叫“西藏独立!”、“汉人滚出去!”的口号，拖着尸体游街。

　　游行的过程中，叛乱分子还不停地打砸拉萨的党政机关、商店、学校，殴打值勤的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。连西藏军区副司令才旺仁增都差点被暴徒们打死，要不是警卫员及时把他救上汽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　　中午时分，叛乱分子控制了罗布林卡和附近的药王山制高点。在土登降秋、索康和夏格巴等叛乱头目的煽动下，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开始了。索康还在罗布林卡召开了“西藏人民代表会议”，决定派叛乱分子进驻罗布林卡担任达赖的警卫，同时在拉萨张贴“独立”布告，命令拉萨周围的叛乱武装向市区集中，还派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，要求印度政府支持、保护西藏独立。

　　叛乱发生后，中央发出《关于上层公开暴露叛国面貌之后应采取措施》的指示，要求西藏工委和军区“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，应严守自卫立场，不先打第一枪，以争取政治主动。”

　　见解放军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，叛乱分子们更加猖狂。他们先是发动平明真相的群众来到印度、尼泊尔驻拉萨领事馆请愿，要求支持、保护“西藏独立”。同时又以“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”名义，给逃亡在印度噶伦堡的叛乱头子夏格巴发去密电，让他争取印度的支持。

　　3月17日，叛乱分子突然向处于罗布林卡、药王山、布达拉宫交通咽喉部位的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的我方工作人员开枪，当场打死打伤多人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运输站中的我方人员操起六0炮向叛匪发射了两发炮弹，落在了罗布林卡北围墙以北200至300米的地方。

　　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借此大作文章，掩护达赖于晚上10时许逃离拉萨。据时任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回忆：“1959年3月17日，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准备渡河时，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了他们，只要我们的炮一响，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。但是，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，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，凭借明月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萨河南岸渡人。”

　　应该说，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，对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是仁至义尽的，可是这帮人还是走上了叛国的道路，公然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，残杀无辜，坏事做绝，最后又向国外逃窜。

　　达赖逃出拉萨后，叛乱分子于3月20日向守卫在拉萨河巴渡口的解放军的一个连猛烈射击，接着向我驻在市内的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全面发起攻击。自治区筹委会、人民医院、邮电局、西藏日报社等10多个单位，都受到了叛乱武装的猖狂进攻，形势十分紧急。

　　为维护国家统一，驻藏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的指示，向叛乱分子展开还击。经过尼木、根朗沟 、 郭朗沟等几次战斗, 共击毙、击伤和俘虏叛乱分子500余人，剩余叛乱分子不得不举着白旗向解放军缴械投降。至此，这场历时 46 小时 55 分钟的平叛斗争胜利结束。

　　虽然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，但由于在叛乱初期我党采取的克制政策，这场叛乱还是给西藏造成了极大损失。据事后统计，共有1551名各界群众在叛乱中丧生，另有1987人不同程度负伤。

　　叛乱平息后，达赖喇嘛及叛乱残余分子，于3月26日仓皇逃亡印度。此后达赖喇嘛在境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，一直沉浸在“西藏独立”的幻想之中，在分裂道路上越滑越远。

　　1964年12月17日，国务院作出了《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》，撤消了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，并将其定性为“自绝于祖国和人民，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。”